滨北校区
过完年回到厦门，鲁加升就立即着手和潘恒曦撰写、组织、汇总申报材料。这是一个繁复的过程，需要先将建校所需的材料申报至厦门市教育局审核，再由市教育局申报到福建省教育厅终审，最终拿到福建省教育厅的同意批文，才能正式建校。由于当时各种培训机构崛起，教育厅对学校的批文实行管控，审查更加严格，批复时长未定，很多学校一两年也拿不到批文。在大半年的时间里，鲁加升往返于厦门和福州数十趟。有时候，鲁加升和潘恒曦两人去福州，白天去教育厅催问进度，为了等人，中午只好坐在楼道里吃面包，困了就靠着墙眯一会儿，晚上为了省钱，就找教育厅附近最便宜的宾馆。潘恒曦是球迷，只要宾馆有电视，其他的都毫不在乎。但宾馆隔音不好，为了不影响鲁加升休息，他只好把电视抱在床上，用被子捂住，将音量调到最小，钻进被子里，大汗淋漓地看足球赛，看到精彩处，忘情地掀翻被子击掌高呼，等意识到会惊醒别人时，他又钻进被子里继续看球赛。有时候，他们躺在床上，常常为建校的事讨论到半夜，潘恒曦沮丧了，鲁加升就给他讲自己过去几年的奋斗经历，潘恒曦听着听着深受鼓舞，第二天又浑身充满了力量，等鲁加升情绪低落了，潘恒曦就给他“画饼充饥”，给他畅想南洋学院建成后的广阔前景。潘恒曦说：“阿拉法特为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努力了几十年，他都70岁了，还在努力，我们这才多久？”潘恒曦的话惹得鲁加升哈哈大笑，心中的阴霾一扫而尽，很快就又以满腔激情投入到工作中去。年龄相仿的两个年轻人，亦师亦友，亦友又成至交，在那段艰苦的创业岁月，他们相互激励，携手并肩共克时艰，成为南洋学院创校历程中的一段佳话。
图注:鲁加升教授与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杨波在一起
2000年6月，建校的批文还没有拿到，心急如焚的鲁加升不得不做出破釜沉舟的大胆决定：先将房子租下来，着手装修。其时，鲁加升还邀请到了从厦门市工业学校退休的书记、校长范骏义副教授参与建校的工作。不久，他们召开了以鲁加升、潘恒曦、范骏义、向南、鲁晓芹等5人参加的南洋学院第一次正式筹备会议，决定立即着手开办学校。参会人员对鲁加升的决定一致表示赞同，但也心有顾虑，大家都觉得批文还没有下来，这样贸然投入资金，万一有所差池，后果不堪设想。此时，鲁加升在经过了几个月的全力工作后，觉得必须“置之死地而后生”，才能赶得上9月的开学计划，留给他的时间只有两个月，他说：“再拖延下去，我们就无法将一个废弃的工厂改造成一所差不多的学校，事已至此，只有硬着头皮迎难而上，没有翻不过去的火焰山，只要我们全力以赴，就一定可以拿到批文。”鲁加升的铿锵之音让在场者都感受到了信心和力量，但唯有鲁加升和潘恒曦心里明白，这个决定就意味着将他们逼到了悬崖边上，没有回头路了。
在对之前考察过的几处校址做了可行性分析后，7月初，鲁加升租下了原福达感光厂的三栋闲置厂房。福达感光厂位于厦门市政府附近，交通便利，再加上厂房空阔，厂内又有足够的空地，是建校的绝佳场地。福达感光厂因为早年间生产福达彩色胶卷而闻名全国，后被柯达公司收购，合并后柯达公司在厂内办公，但厂房一直闲置。柯达公司之前已将厂房租给其他公司，通过协商，筹备组最终拿到了这块场地的承租权，双方商定每年租金10余万元，签订了10年租用合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