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厦门去
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国务院修改和废止了400多份约束经商的文件，大批公务员和知识分子投身于私营工商界，真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恰逢其时，1988年，就在鲁加升荣升不久，在陕西省外贸公司工作的妻子偶然获得了一个可以去厦门工作的机会，由于外贸工作的工作性质，妻子对商业的敏感度比鲁加升有过之而无不及，她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契机，她把这一消息告诉鲁加升，两人就此进行了一番艰苦而周密的论证。一个严峻的问题摆在了他们面前：妻子如果去了厦门，就意味着他们要开启遥遥无期的两地分居生活，未来的路究竟要怎么走？能不能顺畅？这都是无法预见的难题，更重要的是，妻子一去，照顾女儿的责任就要落到鲁加升身上，而刚刚当了处长的鲁加升又整日浸泡在繁忙的工作中，首尾不能相顾，该怎么办？尽管鲁加升一直渴望着某种突变，但当这种变化突然而至的时候，他还是犹豫和纠结了——自己在现有的工作岗位上顺风顺水且小有成就，真的要放弃现在有的一切重新开始吗？鲁加升陷入了沉思。
早在1984年，鲁加升刚刚留校的时候，西工大为了创收，早就在厦门成立了“厦门东方科技开发公司”，作为学校的附属企业，专卖学校的高科技产品。鲁加升通过在厦门东方科技开发公司的同事早就对厦门有所关注，再加之，他一直关注着潘懋元先生，所以，在那时候的西工大教职工中，除了在厦门工作的同事外，鲁加升是最早熟悉厦门特区的人，厦门也是他心中的向往之地。
在经过一番激烈的内心斗争和与妻子的论辩后，鲁加升最终赞同了妻子前往特区外贸公司工作的决定。他心中那种挑战自我的激情战胜了安逸的平庸。他觉得只有“闯出去”，天空才能更加宽广。而他也明白，妻子这一去，他的人生航向也将跟着发生急转。
妻子走后，鲁加升的生活如他预期的那样出现了困顿，他一面要全力以赴做好学校的工作，一面还要照顾女儿，同时还要为远在厦门的妻子担心，好在那时候家里安装了电话，他与妻子的通信也方便了些。一直以来，鲁加升都把外出继续深造学习看作是人生的一件大事，但因为工作关系，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别人一个个出去，这也给他造成了很大的苦恼。
随着妻子在厦门站稳了脚跟，鲁加升之前在学校干到退休的心思也跟着起了变化。在与妻子的每次通话中，鲁加升明显感到了妻子在厦门如鱼得水，他利用假期也去了几次厦门，觉得这个新兴的城市，虽然与古城西安相比，历史文化轻浅一些，但到处充满了活力，到处有着内地人无法想象的机遇，它以蓬勃昂扬的姿态感召着鲁加升。
1989年7月，根据鲁加升的申请和厦门东方科技开发公司工作需要，学校派鲁加升前往厦门，鲁加升从此开启了人生的新一轮奋斗历程。
人的选择有两种：一种是“你选择”，另一种是“你被选择”。严格来说，鲁加升的这一次选择应该是“被选择”：如果妻子不去厦门，他也不会这样轻易迈出这决定人生命运的一步——当然，此时，他并不知道这一去他将再难回到西工大；而“被选择”之后，“你选择”仍然是一个决定性要素，优秀的人并不相信“被命运裹挟”的常理，他们的命运始终攥在自己手里，在奔跑的路上，有人说梦想的翅膀很重，任凭自己怎么努力也飞不起来。而年轻的鲁加升坚信，只要拼搏向上，再重的翅膀也有飞起的一天。
多年后，鲁加升回忆往昔，对前往厦门的缘由总会淡然一笑说：“为了爱情。”而事实上，肯定还有他内心里长期燃烧着的烈焰一般的梦想。此时的他，身上背负了太多的希望。
1989年7月，28岁的鲁加升以西工大处级干部的身份入职厦门东方科技开发公司。一家人得以在厦门团聚。
6年时间的学校行政工作，尽管鲁加升时常关注市场，但一旦真正成为市场的一员，就必须对市场行情熟练掌握，鲁加升放低身段，决定从业务经理做起。在外人看来，业务经理应该是和处长一个级别的职位，可实际上，当时公司共有6个人，除了负责人外，其他人都是业务经理，也就是说，年轻的处长此时正式成为一名推销员。这种身份的巨大转变和落差，让鲁加升在最初的几个月里极不适应，他发现，早先走马观花式对厦门的了解完全浮于表面，一旦要融入其中开疆辟土的时候，他才意识到，理想与现实并不一致——寸金寸土并不意味着金钱就可以随意入囊，相反，在人潮涌动的经济特区，要想有所突破和发展，就必须有非同常人的见识和才智，否则，很快就会被汹涌的波涛冲击得折戟成沙，成功和失败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机会在每个人面前都是公平的。既来之则安之，虽然鲁加升在那些日子里无比怀念西工大的生活，但不服输的性格决定了他必须在厦门做出一番成就。
他加入东方科技公司后，公司一改往日的死气沉沉，业绩在短短几个月内就有了上升。半年后，鲁加升凭着优异的业绩，升任公司副总经理。上任后，他力行改革，为了让公司尽快发展，他主张不但要销售西工大的自主产品，还可以增加其他外围门类的业务，“哪个赚钱就做哪个”。他的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大家的认可。随后，他们主推的心脏功能自动检测仪得到市场的认可，公司业绩得到了大幅度增长。
然而，在东方科技公司的工作给鲁加升带来了两个困扰。一个是企业的自由度不够：东方科技公司虽然置身于特区厦门，但性质还是属于西工大的外派部门，也就是说公司的财务和调度受西工大的严格管理，而西工大远在内地，学校对厦门的市场不熟悉，这样就存在管理和运营不能完全统一的尴尬；另外，厦门东方科技公司仍然以西工大的自主产品为经营主体，受众面窄，公司不能完全市场化，发展受局限，这让鲁加升的雄心无法施展。另一个困扰是落户问题，这也是最主要的问题，在全家搬至厦门后，鲁加升与妻子商量决定要留在厦门发展生活，但如果长期呆在东方科技公司，他的户口就无法从西安转到厦门来。
这时候，由于业务上的往来，鲁加升认识了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厦门公司的老总，他原是鲁加升西工大的校友。中国航空技术进出口公司是央企，在性质上仍然是体制内企业。这位校友十分赏识鲁加升的业务能力和对市场的敏锐程度，诚意邀请鲁加升加入他的团队，并承诺可以为他解决在厦门的户口问题。
机会来了，走还是不走？这又是一个难题：不走，他仍然是西工大的一员，只不过属于来厦门的外派人员，对他们已经举家搬迁至厦门的未来生活而言，将会带来诸多不便；走，就意味着他要彻底与自己奋斗了10年的西工大诀别，与自己头顶的荣誉光环诀别，虽然未来可期，但长路未知！
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鲁加升还是犹豫了。对于一个政治前途无量的29岁的年轻人来说，放弃就意味着要从头开始，一切归零，需要太大的勇气。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鲁加升被这个问题缠绕着，没有人能听他诉说，没有人能给他相对中立的意见，没有人能从他内心的困扰出发与他商榷，包括妻子。这又是一次需要自己选择的“被选择”，这个艰难抉择，答案只能由他来书写。
最终，他还是决定放弃那束缚着自己的光环，遵从自己真实的内心，去追逐远方的美景，去追逐那渐次在海平面升起的芬芳的阳光。这时候，他从西安到厦门刚刚工作了十个月。
回西工大办了离职手续，走之前，学校党委书记请鲁加升到家里做客，亲自下厨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为他送行。老书记在鲁加升做学生的时候就对他十分关注，也力挺他留校工作，之后更是力荐他到东方科技公司，是鲁加升在西工大的贵人之一。这次临别，鲁加升与老书记促膝长谈，他们都知道，此一去便是天各一方，相见再难，鲁加升将自己做出这个艰难决定的苦闷告诉了老书记，他原以为老书记会因此而责备他，却没想到老书记十分理解他。老书记说：“人的生命总结起来可以用三个维度来衡量，那就是长度、宽度和深度。长度，指一个人的寿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我们除了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身习惯，其他再也无法把控。而宽度和深度才至关重要，宽度决定了人生的丰富性，有的人活了一辈子，其实只活过一天，既然我们幸运地来到这世间，又恰逢改革开放这样的大好机遇，我们就要去多尝试，多体验，多突破自己，这样才不枉来这世上走一回。而深度是指对自己、生活、世界以及人际关系的认知，在于你是否乐于思考，是否对自己做过审视，你到底想要什么？什么样的人生才是你应该争取的？想明白这两个问题，人才是一个立体的人，而不至于碌碌无为。”
老书记的一番话，让在西工大学习和工作了十年的鲁加升豁然开朗，心中如拨云见日，于是，他放下了已经笼罩于他周身，令他荣耀而又束缚着他的种种条条框框，像十年前来西工大上学时那样，一身轻松而又满怀激情地离开了他生活了十年的古城西安，离开了他深爱着的西北工业大学。
